祖籍上饒婺源的朱熹是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他博學多才，不僅集理學之大成，寫的詩同樣膾炙人口，“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這樣的千古名句不乏其例。

朱熹寫詩并非自娛自樂，亦非追求詩名，而是表達自己的思想。他曾擔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南康知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漳州知州、潭州知州等，積累了大量的行政經(jīng)驗，也在實踐中磨煉了自己的品性和人格。朱熹的三首廉詩充分反映了他對為官之道的認識和體悟。

蔥湯麥飯兩相宜

“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饑。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

朱熹這首詩是寫給自己女兒的。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11月，剛剛從浙東卸任的朱熹到女兒家探親。女兒大喜過望——父親長年公務繁忙，很難來家。到了午飯時間，女兒才發(fā)現(xiàn)家中沒有好點的食材款待父親，只能勉強東拼西湊做出一頓“蔥湯麥飯”，也就是用小蔥熬湯、麥子煮飯。

家宴如此草草，女兒滿臉愧色，生怕讓父親覺得被怠慢了。朱熹卻很是欣慰，風卷殘云吃完，又索紙筆題詩：“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饑。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蔥湯和麥飯搭配起來挺好的，既能滋補身體又能管飽，也不要嫌棄它沒啥滋味，有人連這個也吃不上呢。詩寫得淺白通俗，就像一位慈愛正直的父親與女兒說的家常話，女兒一讀也便明白父親心意，頓感釋懷。

朱熹寫這首詩并非大言欺人、惺惺作態(tài)，而是吐露自己的心聲。作為一個曾經(jīng)負責沿海地區(qū)茶葉、食鹽專賣工作的官員，他并未利用職務之便大發(fā)橫財，更沒有喪失安貧樂道的儒者本色，而是遵循“明天理、正人心、崇節(jié)義、厲廉恥”的準則，終生踐行。

他從來不是一個貪財?shù)娜恕０凑债敃r的慣例，下屬在上官生日時要贈送壽金。朱熹的弟子也認為似乎“看亦只可量受”，覺得可以按照慣例適當接受，但是朱熹毅然回答：“某在浙東，都不曾受。”（《朱子語類》）以此來表明心志，并激勵、督責弟子清廉為官。

朱熹平日生活更是清苦，從不貪圖物資富足，家中甚至常常斷糧，“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以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到了晚年，他為了維修漏雨的住房，甚至要向別人借貸才能實現(xiàn)。宋孝宗評價其為“安貧守道，廉退可嘉”，辛棄疾更是大為贊賞其清廉節(jié)操，稱其為“歷數(shù)唐虞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壽朱晦翁》）。

度量無私本是公

“度量無私本是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斗除衡付一空。”（《題米倉壁》）

朱熹這首詩是寫在囤米的倉庫墻壁上的。他長期生活在民間，深知民情，主張“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乾道七年（1171年），閩北地區(qū)洪水泛濫，朱熹正閑居崇安縣開耀鄉(xiāng)五夫里，無官職在身，并沒有救災職責。他卻多日奔走，考察災情。他發(fā)現(xiàn)過去官府的義倉覆蓋范圍有限，救災不及時，且當?shù)夭糠止賳T存在不作為現(xiàn)象。于是，他一邊向朝廷上書救災，一邊動員鄉(xiāng)紳修建社倉，幫助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

社倉竣工時，朱熹親撰《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社倉記》，制訂了經(jīng)營管理辦法，即《社倉事目》。后來，宋孝宗將朱熹的《社倉事目》“頒詔行于諸府各州”，俗稱“朱子社倉法”，成為通行全國的救荒儲糧制度規(guī)定，可謂是造福了天下蒼生。

為了警醒主管社倉的“鄉(xiāng)官士人”，朱熹還親自為社倉題了一首詩：“度量無私本是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斗除衡付一空”，希望他們能夠一心為民、秉公做事，切莫心存貪念，也不要有太多私心，更不能算計、坑害老百姓。

朱熹經(jīng)常告誡學生做官一定要恪守一個“公”字，嚴防一個“私”字。“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惟公然后能正。公是個廣大無私意，正是個無所偏主處。”這些言論都是在說明一個道理，那就是無論是為人，還是做官，都要公私分明、公道正派，不可因私廢公，拿手中的權(quán)力謀取私利。

只愿從今更無倦

“撫摩凋瘵為心切，摹寫風煙著語親。只愿從今更無倦，清詩美政逐年新。”（《謹次縣大夫見屬之韻》）

朱熹這首詩是寫給一位“縣大夫”也就是縣令的，充滿了對這位縣令的期許勉勵，希望他關注民生、不辭辛苦。詩中的“只愿從今更無倦”也是朱熹平生自況。他常常說“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也就是做官特別是擔任地方主官，要廉潔、勤政、愛民。勤政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內(nèi)容。

當時南宋官場有一些陋習，冗官庸官不作為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朱熹對此非常痛恨，“今世士大夫惟以茍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對這些得過且過、茍且混日的官僚嗤之以鼻。

他不僅如此說，更是身體力行。早在青年時代初入仕途、擔任同安主簿時，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茍利于民，雖勞無憚”，做了很多官員懶得去做、不愿去管的事務和工作，“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正是因為他在基層時期便立志于勤政，所以積累了大量的行政經(jīng)驗，能夠?qū)ο嚓P事務心中有數(shù)，不至于被輕易蒙蔽。

朱熹在浙東做官時，通過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了管理倉庫的官吏應付上級檢查的招數(shù)。“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也就是說朝廷撥款建設了“省倉”“常平倉”兩種不同的倉庫，但負責管理倉庫的官員卻把兩種倉庫修建在一起，當上級來檢查省倉的時候，就掛上省倉牌子；當上級來檢查常平倉的時候，就改頭換面，掛常平倉牌子。這樣每次檢查，里面囤積的貨物都是充足的。對此，朱熹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只是一個倉，互相遮瞞”，要求整改，“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

當時南宋官場迎來送往的風氣較重，有一定級別的官員路過本地，本地主官常常會送些路費。這筆錢從公款里出，且沒有一定之規(guī)，少則一千錢，多則五千錢，多少全憑主官心意。朱熹對此十分氣憤，“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于是，他擔任地方主官時，懲罰受賄行賄者，制止官場行賄饋贈現(xiàn)象，還采取嚴厲的督查措施，把緊行政事務辦理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要求官吏清清白白“交割職事”，對有作弊索禮行為者，追究到底，嚴懲不貸，督導官吏正直理政。

《宋史》記載，宋孝宗在得知朱熹的事跡之后，忍不住稱贊道：“朱熹政事卻有可觀！”朱熹的確不是只在書齋中坐而論道、夸夸其談，而是在廣闊世界中踐行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他的言傳身教，也深刻影響了弟子和后學，后世涌現(xiàn)出一大批具有道德操守、清正廉潔的官員。

（公道北 記者 蔡文逸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