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探討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論題。西方界定的“文明”（civilization）取中性、復數概念，一般指“確立的”社會秩序或生活方式（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1756年，米拉波侯爵（1715—1789）在《人類之友或論人口》一書中首次使用la civilisation。高毅指出，這一西方“文明”概念的原始內涵顯示，文明有真假之分。所指真正的文明講究“美德”，抑制人性中“自私貪婪”的一面，以實現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和諧共生”（《淺論“文明”概念的原始內涵及其現實意義》）。阿諾德·湯因比認為在精神的意義上的文明，“也許可以稱之為創造一種社會狀態的努力，在這個社會狀態中，整個人類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大家庭的成員，將在一起和諧地生活。我相信，這就是迄今已知的所有文明一直有意無意追求的目標”（《歷史研究（插圖本）》），同樣重視人類生活的“和諧”。
中國古代也有“文明”語匯，如《易·乾》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孔穎達《正義》：“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書·堯典》曰“浚哲文明，溫恭允塞”，孔穎達《正義》：“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焦氏易林·節之頤》又云“文明之世，銷鋒鑄鏑”。此主要說文采、文德的光明輝耀，指文教昌明，同時也有“和諧共生”之義。
一般認為，“文明”有兩種標準。第一種標準是技術發明，如金屬、城市、文字。考古學界比較關注，夏鼐很早便說“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秘魯似為例外，僅有結繩記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文明的這些標志中以文字最為重要”（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有意思的是，“這些要素，在有些文明那里是缺失的，但中國文明是三大要素齊全的文明，在十大文明中，傳播范圍最廣，連續性最強”（李零《從“文明”二字想起的——〈了不起的文明現場〉引言》）。第二種標準是社會組織，如私有制、貧富分化、社會分工、社會分層，以及是否形成復雜社會，特別是有無國家的出現。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史學界重視此說。不過，后一標準的中西差異仍存。李零指出，西方將前現代國家稱state，對應州縣規模的小城小國；將現代國家叫nation。而中國在夏、商、周時期的規模已經遠大于state。西周不是城邦國家，有天下共主，不宜對應使用kingdom，而至少是united kingdom。
此基礎上，“政治文明”（political civilization）取廣義概念，一般指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政治成果的總和。它以社會生產為基礎，形成發展還受到自然環境、歷史傳統、族群特性等因素影響。需要提到，“西方文明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方面的內容……政治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方面，有著相對獨立的價值形態和制度安排，標志著人類在政治生活方面的進步形態”（孫關宏《中國政治文明的探索》第四章）。
在文明史的研究中，政治文明涉及內容固然廣泛，但關鍵性構成應當具體而明確。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與民主制度等方面，其中核心內容是國家政治制度。同時，政治文明也是人們政治思想和理念的實踐與體現，包含由政治勢力所構成的人的因素。進而言之，中國之所以會與西方走著不同的文明道路，蓋因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思想與理念有別。我們應當嘗試對中國政治文明中富有創新性、具有獨特性內容的探索。
張光直認為，世界走向文明進程存在兩種最主要的方式：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連續性的；二是西方式、突破性的。中國是前者的代表，“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文化連續體的變化法則”（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或者說，“中國的形態叫做‘連續性’（筆者按：Continuity）的形態，而將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筆者按：Rupture）的形態”，“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而劉家和根據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對“連續”的論述，指出中國文明史在“種”上是同一個，也在主體上是同一個，又在時間上是同一個，所表現出的連續性無可懷疑，具有邏輯根據；而西方無論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文明與波斯帝國之間，還是波斯帝國與希臘之間、希臘與羅馬之間，在“種”上、主體上、時間上都不是同一個，彼此之間的外限都不是同一個，“它們之間當然只能是斷裂的”，“包括黑格爾在內也不否認它們之間是斷裂的”。他同時參考湯因比晚年關于文明的三階分類說，提示當代西方文明在世界歷史上已屬第三階（期）的文明，即從屬于敘利亞文明（又向上從屬于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文明）和希臘文明（又向上從屬于愛琴文明），文明主體已至少變異兩次，其間一再斷裂；而中華文明有歷史階段之變（不同階段之間的外限是同一的），文明主體卻無根本之變，其間未曾斷裂（劉家和《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比較研究》緒論）。
有鑒于此，“社會科學里面自西方經驗而來的一般法則不能有普遍的應用性”，“用從中國古代史和從中國古代史發展本身看到的法則，來豐富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這方面是以往中外學術界較為忽略的”（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如楊慧林指出中國知識體系中的“中國化”，展現出與“同一律”有別的“相關律”邏輯：“相與而共”“共享而同”“相反而成”（《解讀“中國化”問題的中國概念——以“對言”和“相關”為例》）。這對于認知中國文明的自身特征、世界文明的多樣理念，便具有啟示。綜上言之，“研究中國的古代史不能不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古代史更不能不研究中國史”，“在建立全世界都適用的法則時，我們不但要使用西方的歷史經驗，也尤其要使用中國的歷史經驗。根據這些歷史事實建立的法則，其適用性會大大加強”（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
由于張光直所論，集中于史前史、上古史，即進入文明的路徑，那么立足進入之后的中國文明史的整體考察，更有助于釋證和說明這一關鍵論題。又由于西方式、突破性的文明發展呈現的主要是經濟、技術的關系，即人對自然的關系，而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連續性的文明發展呈現的主要是政治的關系，即人與人的關系（參看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第18、23、13、19頁），那么開展中國政治文明研究的學術意義，便得以彰顯。
有趣的是，中國雖被視作“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連續性的”的代表，但實際上卻是世界范圍內、此種方式中唯一未中斷、未分裂的文明。這本身便值得留意。
同時，中國又是具備自身政治邏輯、呈現較強內聚性、長期保持對外交流并持續產生廣泛影響的文明。關于“長期保持對外交流”一點，過去或有低估。劉莉、陳星燦指出“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在史前時期確實存在聯系，這種聯系始于史書所載漢朝西北商路建立之前”，“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國社會政治與技術的發展”，“在接受和再創造的過程中，這些技術有助于中國早期文明產生新型的文化價值，開創社會發展的新時代”（《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第十一章）。邁克爾·曼（Michael Mann）也提到“我們夸大了歷史上各個國家的孤立隔絕狀況。中國原來就一直是亞洲的一部分，而且經常是歐亞大陸的一部分……現在它再次開始在世界上扮演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全球化’對中國并沒有多少新意”（《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從開端到1760年的權力史》“中文版前言”）。關于“持續產生廣泛影響”一點，又可試舉兩例。青銅冶煉技術以兩河流域出現為早，東傳中土后，我國先民通過自己的勤勞智慧，發展出高超的工藝技術和藝術水平。早期中國的商文明由此被概括為青銅文化，在當時世界文明中成就輝煌，如李學勤先生所言：“中國古代的青銅冶鑄業，就其規模而言，在公元前的世界是罕與倫比的。”（《東周與秦代文明》第二十章）與之相類，鐵的冶煉也較早出現于兩河流域。保持對外交流的中國經不斷探索、不斷創新，又形成自成體系的鋼鐵冶煉工藝。特別是煉鋼的諸多新技術，中國后來居上，反而領先西方達幾百甚至上千年。由此，借用而變通張光直的表述，從中國歷史中“概括出一般的法則，并由此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法則作出加強甚至改進”，中國政治文明史也將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孫聞博，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