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完寶寶后，我的大腦“變了”。我一度開始擔憂，頂著這樣一個大腦重回職場，大約是要喝西北風的。

生育后重回職場，對外人來說普遍而尋常，對每個身處其中的女性來說，卻是一道重大的坎兒，其中包含著勞累、疼痛、心理的巨變，簡直就像生育本身。即便如此，太多的年輕媽媽仍打算邁過去，回到職場中。

我是一名記者，寫稿為生，但在生育后的8個月里，我感覺到注意力無法集中、記不住采訪內容，也很難像曾經那樣，為有趣的選題而興奮起來。科學研究證明，杏仁核，這個與情緒處理、社會行為和記憶等活動密切相關的腦部區域，會在分娩的幾周甚至幾個月內越來越活躍，這使母親對嬰兒的需求高度敏感。同時，其中更多的荷爾蒙混合物，也在助力創建一個激發母性行為的正反饋系統。我懷疑，杏仁核的活動擠占了我太多的空間。

第一次成為母親的你會發現，那個小嬰兒搶走了你的全部注意力，你的時間因為她而變得瑣碎，你的睡眠不再完整，但看到她你就感到愉快——像是擁有了一百個樂高玩具。研究顯示，只要盯著寶寶看，母親大腦的酬賞中心就會啟動，你將從寶寶本人和她的每一點變化中獲得成就感。

然而，我的社會性又逼著我區分育兒的成就感和事業的成就感。我總不自覺地提醒自己，不能把喂奶、換紙尿褲、半夜哄睡這類勞作和事業性的工作混為一談。生理本能讓我摸著寶寶熱乎乎的腦門感到滿足，但社會上的各種信息都在告訴我：我不應該滿足于此，女性的自我實現決不能寄托在別人，哪怕是你自己生出來的人那里。

我的好幾位女性朋友都告訴我，生育后重新開始工作時，她們終于找回了成就感。智聯招聘發布的《2025年職場媽媽生存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職場媽媽群體存在顯著的職業連續性斷裂現象，65.3%的職場媽媽做過全職媽媽，56.7%因各種原因重返職場。21.9%的媽媽為收入而重返職場，第二大的原因就是為實現自我價值，占比19.5%。

所以，寶寶4個月大時，我就開始寫稿了。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在孕期離職。賦閑的焦慮讓我無法給自己一個產假的時間，就急著開始工作，給一些媒體供稿。當然，要利用碎片化的時間來寫稿非常艱難，尤其是我這人需要花去整段的時間來“拖延”。

當我絮叨著“成就感”的時候，也顯得有些得了便宜賣乖。我的育兒嫂小朱告訴我，她回歸職場的直接原因就是：不想再過“手心朝上”的日子。小朱是在兒子兩周歲時決定出來工作的，因為她再也無法忍受向丈夫討要生活費。偏偏她又能理解丈夫的摳搜，畢竟一個人養家非常辛苦。生育前，小朱在一家工廠做跟單文員。生育后，她海投了簡歷，卻沒收到什么像樣的offer，這才當上了育兒嫂，開始幫別人帶寶寶。

其間，也曾有公司想給小朱一份銷售的工作。但對方告訴她，這份工作即便下班后也得及時回復客戶發來的消息。小朱只能放棄，下班時間她要陪兒子。老公當慣了“甩手掌柜”，念小學的兒子需要自己陪著寫作業，她沒有時間加班。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曾做過一項關于女性生育后長期就業軌跡變化的研究。她提到，隨著時代發展，國內全職媽媽數量在持續增加，回歸意愿和難度也隨之成正比。越來越多年輕媽媽選擇自雇或非正式就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爾丁的研究也顯示，即便從事同一職業的男性和女性之間也存在明顯的收入差異，并且主要是由于第一個孩子的出生而產生的。

我從來不在朋友圈曬寶寶，更不會對合作的編輯主動提起自己剛生了女兒，我用這種方法逃過那些出于善意的“歧視”。但是，對我的朋友婷婷而言，這就沒那么簡單了。她供職于一家忙碌的科技企業，加班是常態，定期出差，幾個項目并進。當親近的同事問她，孩子要上學了，她是不是得多分配些精力給孩子時，她總要故意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就像那些當“甩手掌柜”的爸爸一樣。

這是盡力逃脫“母職懲罰”的無奈之舉，而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她經歷過產后重返職場的艱難與挫折。部門在她懷孕時重組，等她回歸后，已經完全跟不上節奏。于是，重回職場兩個月后，她就斷奶、出差，拼了命地努力，才終于拿回部門核心的位置。婷婷意識到，只有營造出“不那么在乎孩子”的印象，才能換取同事的尊重與平視。但事實上，在同事們看不見的地方，她對待做母親這件事，和對待工作一樣不遺余力。

有同事夸她，你真拼。婷婷卻告訴我，她聽到時只覺得臉上熱辣辣，心里懷疑：我還是不是一個好媽媽？我想，她當然是個好媽媽，是個經歷了分娩、育兒的磨礪之后，找回自我，繼續在職場打拼的好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