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干人彭友善（1911-1997），字至齋，號超真，別號虎癖居士，系20世紀中國畫壇的實力派名家。1931年入中央大學藝術系獲得徐悲鴻親授，1932年轉學至武昌藝專繪畫系，1934年畢業。1949年后歷任江西陶業專科學校、江西師范學院、江西師范大學教授，中國美協江西分會副主席。彭友善兼擅中西畫法，他的畫作《漆工鎮暴動勝利圖》《永生》《流離圖》等畫出上饒滄桑歷史。

      1942年夏，日軍發動浙贛戰役，彭友善從危急中的上饒前往已遷到福建建陽的第三戰區文化設計委員會，到建陽不久（他在那僅一年）創作的《流離圖》，當系他在上饒目睹百姓逃難的真切場景。

      彭友善1942年夏至1943年夏客居福建建陽期間所作的《流離圖》，是他現實題材人物畫的代表作。創作時間略早于蔣兆和的《流民圖》。

      彭友善的人物畫名作尺幅普遍很大，基本是摻入西法偏多的彩墨。然而，嚴格從中國畫藝術角度來考量，在目前可考的彭友善現實題材人物畫中，最精到的是《流離圖》。該條幅僅4尺長，系目前可見的彭先生最早的人物畫，也是唯一確切存世的彭友善民國時期的寫意人物精品。2015年經《中國書畫報》整版披露后，《流離圖》引起彭先生子女們高度關注，并認定為“父親精品中的精品”。其清晰的筆墨形象，也成為研究20世紀人物國畫借鑒西方探索現代轉型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文本。

       《流離圖》繪逃難的爺孫倆，題贈肅庵先生后，又有嘉興人楊閬園題了一首七律。近代此類題材的國畫，以蔣兆和完成于 1943年秋的巨幅靜默群像《流民圖》最著。蔣兆和與彭友善都曾受教于徐悲鴻，都注重現實題材與中西畫法之融合。彭友善那時目睹的多是逃難途中的民眾，某次日機轟炸防空洞，他曾親見一二百活人頓時血肉橫飛之慘狀。身在江西抗敵文化組織的他報國正當時，心態義憤但自由。而身處早已淪陷的北平的蔣兆和以一介老單身長年在家鄉千里外做著被管制之民，所見以街頭靜態難民為主，他內心更多的是彷徨與無奈。題材與作者的閱歷及氣質交織，蔣兆和的《流民圖》猶如一碗苦茶，而彭友善的《流離圖》可比臨風舉杯疾呼抗日的烈酒。蔣兆和似阿炳，而彭友善如聞一多。蔣氏《流民圖》如一曲無聲的哀歌，而彭友善的《流離圖》雖小幅而宕逸，卻是一腔義憤的控訴，不以數量來組構恢宏的畫面氣勢，而是側重,人物動態與神情的刻畫。人像的多寡并不影響除構圖外的技法對比，《流離圖》人物形體的交代同樣結合著西畫人體的解剖結構，但筆墨本身的洗練與生動，遠勝蔣氏《流民圖》。

        純墨筆作品是國畫中的“清唱”，最可見作者功力。在迄今查考到的彭友善人物畫中，《流離圖》不僅是唯一的純墨筆作品，也是他前半生最能體現中國畫“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法則的佳構，筆筆揮寫生動，筆墨色彩枯濕自然變化，筆筆遒勁有力道。老人的頭部、執傘那只手，無論筆線本身還是筆線的營構，均從容利落，毫無拖泥帶水，形備而神妙。圖中的氣眼較多，勾勒的輪廓之內，僅在部分需要交代結構的地方做了軌跡清爽的闊筆淡墨勾畫，而非連片鋪染墨色，遂靈逸而透氣。《流離圖》中的淡墨是“揮運”出的筆跡，而非敷染出的筆路不明的灰調，用濃墨畫出的須發，也是“寫”出而非涂抹，這與直接在筆底構形的畫法直接相關，即時的創造性很強，手頭的自由度頗大，多處筆斷而意連、筆松而意緊，氣息也就放得開而臻于生動了。此種畫法，除了必備駕馭筆墨的良好基本功、高度嫻熟的造型能力，更需要激越的心性作為一氣呵成的內驅力。

      彭友善上世紀30年代的多件名作均已杳然無蹤，從他在“文革”后復制的《噩夢》《英雄與美人》《華清池》來看，彩墨中的西畫成分過高，作為泛概念的繪畫，也屬佳品，但作為必須恪守最核心的詩性氣韻、書法用筆等精髓標準的“中國畫”來評價，則有缺失。他最著名的《同舟共濟圖》也是著色的，從照片考察，構圖、畫法都明顯中西結合，墨塊組構偏于緊實，人物形態在特殊的光影下的那股樸拙和壓抑，與該主題的危機氣氛頗相合，但缺乏清爽的筆線，筆力無從體現。可是6年后的這幅《流離圖》，其清晰的筆墨無可置疑地證實著彭友善在技法上已有重大突破，達到了同時代畫家中鮮有其匹配的相當高度。這種寫實卻不渲染光影的新路子意筆畫成就，比張大千、傅抱石等人沿著古典路數畫古裝人物取得的成績更加難能可貴。

        《流離圖》是彭友善寫意畫的重要里程碑，長期奉行“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彭友善1949年后不僅精心創作的《漆工鎮暴動勝利圖》純是細膩逼真的工筆重彩，而《魯迅像》等圖也高度寫實，筆線摳形，放不開，且普遍以彩墨反復渲染以強化形體的立體感——這與他接連遭受政治迫害、不得不謹小慎微的壓抑處境亦必相關。同時，彭友善兼攻國畫、寫實油畫，教學上也兼任素描、解剖、透視等課，這些都不利于他國畫之專精，詩性更難確立。

       彭友善反映現實的人物畫，折射出一位中國畫家對民族命運的深刻關切。即便他晚年的虎畫，在記者看來也是具有象征性的，融浸著一位神州赤子對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中華文化的理解和對民族復興的殷切期盼。這些恰恰是當今畫家普遍缺失的。而《流離圖》等新披露的精品，則進一步提升著他的畫史地位。在近現代美術相對薄弱的江西，為這樣一位大畫家設立美術館，很必要且意義多維。我們不僅要深入研究彭先生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的精品，還要看到技藝之上的文化意義。（記者 操園官）